这么说来，听上去轻描淡写。实际而言，可能因为在这件事上，我也有一种内心深处的自责，以至于到现在，我仍不能坦荡地把那些自责全部付诸文字。潜意识里，可能我仍有躲避的意味。母亲生病和做手术的时候，我正值高三和补习的两年里，记得一次去医院看她，去的时候，我带了一本书，坐在病床的边沿，一直在看那本辅导书，并没有去留意母亲的感受，而且也不懂得什么。母亲后来说，你回去吧，她说得真诚，没有不高兴的意思，我于是就回家了。现在想来，自然是自己不对，我知道她的腿一直是肿的，如果，我愿意为她按摩一下，多少能减轻她腿的肿胀感，然而，我却没有主动这样做，连陪她聊聊天儿也没有。

那时，我有时间去赛格电脑城，或乘巴士到五六站之外的交大电脑城偷偷买来黄碟躲在房子里看，或者和同学交换自己在书店买来的人体摄影的小册子。好在，我并不打算写出那时自私的自己的景况，路过这里，我这样带上了一笔。

我想说的那次与器官移植者的擦身而过是这样的，在病档室——不知道为什么，通向没有电梯的五楼病档室的楼梯上，有若隐若现持续不断的血迹，让人心情压抑。病档室没有几个人，有个女孩儿坐在桌子上。她大概十九、二十岁的样子，头发自然的棕黄，皮肤细白，属于可爱的那种类型。记得开始她并不是坐在桌子上的，后来可能因为复印病历的工作人员认为她是自费，不需要报销，所以不肯给她复印全部的病历。她生气了，小声地与他吵了几句嘴，就坐在桌子上不吭声了。她坐在桌子上的样子有些顽劣，不过我认为这也没有什么。她的病历放在我母亲的病历之上，我看见上面写着肾小球肾炎什么的，年龄也如我猜测的，20岁。刚才，我帮她和工作人员理论了一番，虽然他没有说愿意通融，但已不再说话。

“你也是肾方面的问题。” 我仗着替她说了几句话与她搭话。

“换了。”她只吐出两个字。

我楞了3秒种，才明白她的意思。大脑刚从冰箱里拿出来似的，僵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并不是说我不能接受别人移植，而是觉得，眼前的女孩儿——她穿了好看的高跟拖鞋，双口袋恤衫裙也足够短，有着如反刍动物们棉质的眼神。在这么样的年龄，经历这样的手术，让人的心承受不起。而且，后来我知道，她的肾是妈妈给的一只。只一只，就让她重新变成一个健康的正常人，尽管过程简单，属于亲体移植。没有来自死刑犯，没有来自从地下黑市购买。

在我离开那个散发着不祥气味，包裹光线的尘雾的病档室时，女孩儿仍坐在桌子上，小腿在桌面与地面的空间处轻轻晃动着。沿着那些有陈旧血迹的楼梯下去，迎面碰到一个妇人，不知道是不是她的母亲。不过我听到她刚才和母亲通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