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快乐的小学生活上到五年级就画上句号了，原因是进入六年级我遇上一个姓张的班主任，这位张老师不知何故，对我特别的“关照”，在各种场合对我批评、讽刺，尽其挖苦之能事，可能是我在四五年级得到其他老师的偏爱，他早就放话：“看他到我的班上怎样收拾他！”有一次早课，全校学生都在操场上排队听老师训话，可能我天性好动，站立的姿势不端正，他在校长讲完后对我大加训斥，还以夸张的动作学我站立的“丑态”来羞辱，引得同学们大笑，这下全校都出了名，使我恨不得有条地缝钻下去。我后来才知道，他本人出身于地主家庭，从师范学校毕业当个小学教师，在各方面都不如意，就把气出在我这个比较阳光的孩子身上。当时在他班上，我是很消沉的，我想他一定没有读过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的著作《教育诗》，马卡连柯当时在苏联内战结束后，负责一个收养流浪儿童的孤儿院，这些流浪儿童有各种恶习，有的还是小偷，他的教育方法就是对学童人格上的尊重与信任，以及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我现在并不恨张老师，他只是在那种政治环境下的一个小人物，心理不大健康，作为一个为人师表的老师，不应该把自己的怀才不遇，发泄到一个学生的身上，毕竟我也没有得罪或顶撞过他，或者违反什么严重的校规。几十年过去了，他也应该是70多岁的老人了，不知还在不在。

到了小学的最后一年，是1959年。大跃进的恶果开始了，全国出现了普遍性的饥荒，记得家里炒菜都没有油，但至少还有饭吃。一日，在学院门口的马路边，有一北方逃荒到成都的灾民在地上铺了一个状子，哭述着向路人求助，我大吃一惊，因为到那时为止，我一直生活在大学家属院子里，没有与社会接触，受的教育都是社会主义好，答案题都有人民公社好吃饭不要钱这一项，怎么会有人饿成这样没有饭吃呢？从那一刻开始，以及后来不断接触到社会的真实面，才使我真正了解到了世界。

1959年初春的一个下午，我和同学们坐在操场上，享受着四川坝子难见的阳光，大家座谈人生的理想，以后会干什么，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现在到了可以总结那个初春的下午一群少男少女梦想的时候了，当时几十位同学有的已不在人世，不知道几人实现了自己儿时的理想。我自己呢？不知道，因为我已忘记当时我的人生抱负是什么了。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那时真是太单纯，太天真了，人走上社会后，事实上是身不由己的。

对小学生活的最后印象是那位张老师笑嘻嘻地向大家宣布，除一人外，全班同学都考上了初中！同学们一片欢呼。从此，我告别了我的童年时代，我最快乐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