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立场分析，落草为寇不仅仅没有两军交阵的生命之忧而且能打家劫舍获取不菲的报仇。

至于打家劫舍是否合理合法，逃兵不会去思考，战乱年代，狼吃肉、狗吃屎，人在绝境当中可以易子相食，打家劫舍再稀疏平常不过。

这是逃兵的思想。

文无忌不这样想；

所在区域东南就是后金和大明军队的交战带，区域有大量拖家带口人群西南迁移。穿过山区东北是草原地带，西南靠近大明京城，不算贫瘠的环境外加靠近交战带，区域内会活动有大量或者逃难、或者依靠战争发财致富的投机者及其杀人越货的盗匪。

这种夹缝中的生存区域用另外空间的解释就是三不管地带，朝廷有心无力，后金无暇顾及，人活靠势力，用拳头说话。

文无忌观点是先要救活自己，有自保的能力，在这个从来不讲究公平和平等的区域，拉出一支人马打下地盘尔后徐徐图之。

按照常规的算筹，偏东南靠近承德，夹裹在交战带的区域走私泛滥，集市也普遍存在，如果时间线没有太大变动，后金军队东南而下又会同大明军队打打停停数年，官方的、私下的商市雨后春笋般会建立起来。

拉出一支小而精的队伍。不需要规模，势力庞大绝对会被朝廷和后金绞杀，伺机西北出击可以从后金控制的局部和蒙古方向夺取战马，区域内多的是亡命之徒，只要不是十恶不赦就可以收服，巩固地盘，不管自己进入京城探查局势还有另外算筹，都不至于没有后路。

如果时间线再向前百年，文无忌即便有赤子之心也或许终归泯然在这个儒家一统的体制当中。

但当下格局另当别论。

后金改大清，军队南下，闯军大顺政权及其南明先后被肢解。

清兵转战烧杀37载，国内人口从明天启三年的过亿减至顺治十七年的1900万，导致人口锐减，有气节的汉人被屠杀殆尽。

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

垂世而独立的文明没落。

所谓大清明君辈出，欺世之言而已，康乾“盛世”，人口数倍于明朝，然铁和布匹两项指标性的工业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工业产量同样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销毁的书籍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

“盛世”实则是一个尸横遍野、饿殍满道，精神窒息、尊严全无的时代，倭人可以幸灾乐祸地宣称：“华变于夷之态也”，就此产生“支那”一词。

高丽则骄傲的宣布：“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

所以在偏安一隅文无忌做不到无动于衷。

但文无忌也知道这个时代桎梏太多。眼前的社会律法繁冗，儒家道统，君王教化万民，讲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且这种观念根深蒂固。

所以文无忌知道必须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和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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