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年时间里，我负责一个大型慢性疼痛中心的精神治疗联络事务。这个中心的住院部，每周有一次研讨会，评查病案的情况。这个研讨会由一个麻醉师兼疼痛专家主持，有十五位来自相关领域的与会者：康复医学、心理学、护理、社会工作、理疗、职业疗法、精神病学，以及其他医学专家（比如，特定的病例，有骨科和神经外科专家参加）。这个治疗方案企图把生物医学与行为治疗方式结合起来，对付那些传统医学和外科手术无法治愈的严重的疼痛患者。许多病人的住院费是由州政府工人赔偿基金或其他残障基金付款的。

每周一次的会议在一个狭长的房间里举行。这房间的一组窗子向外，另一组向着病房本身。它平常被用作患者与家属的休息室，里面的座位常常不够我们这一群人使用。那里的座位被排成修长的椭圆形，大家紧挨着坐，尽可能围成一圈。会议由麻醉师主持，他是疼痛住院部的负责人。他背对一扇向外的窗户而坐，挨着他左右边坐的是两位行为心理学家，他们负责这个部门的大部分治疗。然后是康复医生和其他专家，接着是护士、社会工作人员、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非医生的专业人员习惯于背对向病房开的窗子而坐。精神科医生常常与社工和护士坐在一起，有时与其他专科医生坐一起，偶尔拿个垫子或凳子，坐在椭圆当中。当讨论病例时，患者的图表由一个专业人员传到另一个，于是，对患者的描述，一会儿是从生物学的角度，一会儿是从行为心理学的观点，一会儿是从物理治疗的方面，如此等等。对入院不久的简单病例，讨论的时间一般不超过十分钟，困难的病例可能要半小时。

这个会议的组织安排，对疼痛患者治疗的结构模式，是个不错的隐喻。麻醉科医生和他的生物医学模式是总负责。但是，事实上，在大部分病例中，行为评估和治疗程序在患者的治疗和护理中，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因此，行为科学的观点一再受到生物医学观点的挑战，反之亦然。护士、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和社工常常比医学专家有更重要的信息可以提供，但显然身份比较低，所以他们的意见总是受到医科疼痛专家的压制。他们背对着病房的患者而坐，颇具象征性。虽然在其他场合，他们也提倡重视患者的参与，但在这个单位，他们却放弃他们的立场，认同医学专业人员的观点。联盟要使不同学科凝聚和融汇。精神专科在医学界的边缘地位也在这会议的座位上反映出来：一周与医学专家们坐一起，另一周与非医学专业人员坐一起，偶尔独自坐在这群人的中央。

虽然大部分患者都沮丧、焦虑，但这些精神问题却为疼痛专家所低估，或者被他们解释为疼痛的行为性后果，或者是长期疾痛的伴随现象。等到病案讨论轮转到精神科医生时，医学和疼痛行为专家们已经占用了大部分时间，其他所有学科的人想要发表意见，却只剩下一点点时间。于是，患者的精神状态、疾痛的意义和经验，几乎总是勉强地在最后一两分钟中提及，匆匆走过场。